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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违约风险较高的企业所处行业看，并非集中在某几个行业，而是较为分散，违约占比不到2%，因而风险总体上可控。针对非信贷的金融强监管，本质上也是去杠杆的重要内容，也有利于去除无效资源占用，让资金回归实体。需要注意的是，在外部环境不确定和挑战加大的情形下，内部强监管会引发金融顺周期，而这两者的叠加和放大，可能改变预期，加上投资增速下滑，社会风险偏好下降，宏观政策需要前瞻性调整。社会融资总规模、M2降至历史低位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定向降准和MLF对冲。

在这样的过程中，攸关政治治理的政策变得更加支离破碎，候选人个人秀和讯息娱乐化，一步一步变成选举主轴。很多候选人和团体费心经营政见和治理理念，最终却让为位于种种花边新闻。这很难说是好事。要知道，当人们对调料的重视程度胜过对菜品本身时，食物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民进党一直以来将“反核”意识形态化也让自己吞下恶果。根据美丽岛电子报去年8月的调查显示，全台有四成一的民众支持核电减少，只有三成五不支持。而在“反核四”的受访者中，只有四成六愿意接受因此涨价，五成表示不愿意。想要核电的价格，却不愿承担空气污染等风险；想要天然气的环保，又不想涨电价，也不想在国际上背负“温室气体大户”的骂名，实在太过矛盾，也不可能实现。

3、而市场情况未变的情况下，新大盘品种的作用是什么？更多时候是行情的助推器。当市场情绪不佳但估值因为惯性还没经历充分调整时，大盘品种的出现将打破僵局，通过比价效应带动其他品种也进行调整（例如2011年石化、2017年光大）。但反过来，行情上行时，新券上市往往打破投资者对所谓“供给冲击”的期待，捅破心理防线，从而助燃行情（例如2015年电气、2017年国君、2019年平银等） —— 之所以我们不愿多提“供给冲击”，是因为多数时候新券的影响是双向的、顺势的，而且作为助燃剂的案例似乎还更多一些；

在其看来，随着一部分信用风险事件的爆发，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高收益债市场也正在形成。“当前市场确实存在一些可以自下而上深度挖掘的垃圾债机会，但由于该市场还比较年轻，不稳定特征异常明显。”上述人士也坦言。据了解，在信用债投资方面，海外投资者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业内人士指出，通过QIC与平安资管的合作，可以更好地帮助境外机构投资者处理投资信用债所面临的信评问题等。

这些潜艇不像一般潜艇那样杀敌无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潜艇速度不快。德国一种最成功的迷你潜艇可以达到最高7节的水面航速。它们的续航力也十分有限。虽说如此，小型潜艇也有很多优点：它们很难被发现，较难消灭，成本低廉，不需要太多材料、人员或燃料。